从“官不好当”的无奈感慨，到“紧日子要来了”的阵阵惊呼，再到普通公务员的辞职吐槽，禁令之年在惩腐治贪、廓清风气上成效显著，却也让曾经让人无比艳羡的公务员群体着实体验了一把“高空自由落体式”的思想大落差。
把干部从“全民仰望”的神坛拽下来，本身就昭示着一种“权力回归”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应有之义。干部手执公器，行使公权，接受制度约束理所当然。然而，有些人颐指气使惯了，一旦被套上“紧箍咒”，或因权力受制而心生抱怨，或因攀比名利而抑郁寡欢，凡此等等，根源还是“富贵病”在作怪，骨子里缺少那种一以贯之的干事创业之心，“市侩之气”十足，“书生意气”全无。
书生之名看似酸腐而难等大雅之堂，实则不然。毛主席说过：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。所谓书生意气，当是一种忠于理想、不为名利所动、奋发求索不息的清高与执着。在浮躁充斥、物欲横流、诱惑遍地的现代社会，或有人推杯把盏流连于灯红酒绿，或有人溜须拍马沉迷于投机钻营，丑态尽显之余甚至还不忘给脚踏实地、默默耕耘的老实人扣上“迂腐无用”的帽子，岂不荒谬可笑？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太史公刑而著《史记》，谭嗣同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朱自清拒绝“收买灵魂”的施舍……由此可见，真正意义上的书生文人，既有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清风傲骨，还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豪迈血性。
信念是最好的保鲜剂。党员干部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。“草帽书记”杨善洲，“最美基层干部”菊美多吉等等，之所以能够做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皆源于一种深植于心底而始终不变的人民公仆的信念。这种不图名利、忠于事业的坚定和执着，确与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书生意气有太多神似。常言说得好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干部个人的价值能否得到充分体现，多干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实事当是最主要的途径，而不是看个人官位有多高、财富有多少、面子有多大。
莫说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党员干部就应当常怀“书生意气”。哪怕身处最平凡的岗位，哪怕遭受最刻薄的挖苦，也能够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不为流言所扰，不被名利所动，满怀激情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中去。与此同时，常怀“书生意气”对于抵挡糖衣炮弹的袭击，摆脱患得患失的忧虑，锤炼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境界，应该是也大有裨益的。或许四壁徒空、清贫依旧，比不了“头顶38顶乌纱”的神气，也没有所谓“土豪”一掷千金的阔气，却多了一份从容不迫的底气，确能在人民群众心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